或许是人们想将二十世纪永远封存：当今涌动着一股热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浪潮。从好莱坞的《拯救大兵瑞恩》到频频出现在英国电视屏幕上的纪录片，希特勒和他发动的那场战争又一次鬼使神差般地证明着其阴森森的魔力。
如果承认那些事件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离我们的时代那么遥远，那么，重温那场战争可能会给我们上一堂有益的课。英国独立电视公司（ITV）推出的一流的彩色电视连续剧《第二次世界大战》提醒我们，那些在那个年代生活过、战斗过和死去了的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并不是只存在于照片上。
现在，又出了两本书，以文字和纸张的形式发挥着同样的作用。二者均由身临其境经历过那些悲惨往事的人所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记者威廉·L·夏伊勒在柏林一直住到1940年；德国犹太学者维克托·克伦佩雷尔在整个战争进程中一直住在德累斯顿。二人以全然不同的方式因特殊的原因幸存了下来。
克伦佩雷尔娶了一个雅利安人，因此也在犹太人的范畴之内。尽管纳粹蔑视雅利安人，但为稳定军心，他们对雅利安人的迫害最轻。例如，克伦佩雷尔就从没有进过集中营。尽管如此，当他看到自己的亲朋好友一车又一车地被带走时，恐惧也不免与日俱增，因为他很快就意识到那些人中可能只有少数、甚至根本没有人会回来。
夏伊勒的妻子是奥地利人，讲一口流利的德语。用夏伊勒的话说，他太太同德军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直到1940年底。夏伊勒是CBS驻伦敦的王牌战地记者埃德·默罗（Ed Murrow）的属下。他后来写成了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三帝国的兴亡》（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一书。此人死于1944年。
在战争最初的几年里，美国尚处中立，发生在欧洲的事件对许多美国听众来说既遥远又难懂。夏伊勒从柏林发出的广播报道，透着一股经久不衰的清新气息。一方面为了贴近听众，另一方面也为了蒙骗纳粹审查官员，他娓娓而谈，报道引人入胜。这也证明并非每一篇文稿都经过盖世太宝的严格审查。但是，正是这种地道的美国式的“真是这样吗？”的态度使得夏伊勒能比其他大多数外国记者在柏林待的时间更长。然而，到了1940年12月，由于美国的中立立场越来越成为问题，夏伊勒撤出了柏林。他对纽约的老板们解释说，纳粹的新闻检查制度使他不能再做任何有价值的报道。
然而，从他字里行间里，不难看出另一个更为贴切的原因，那就是恐惧（他女儿在前言中表达了这一层意思）。他害怕因莫须有的间谍罪名而被捕。有时，记者们也宁可谨慎而不求豪迈。
在德累斯顿，维克托·克伦佩雷尔却没有这种选择谨慎或豪迈的机会。他的第二卷丰富而翔实的日记（第一卷涵盖1933－1941年事件的日记已于去年出版）把我们带进一个人物阵容庞大而又有诱惑力的广播剧中。不幸的是，几乎所有的人物都注定要死亡。最有趣的插曲之一是莫名其妙地令当地犹太人感恩戴德的一件事：盟军于1945年2月在德累斯顿投下了具有毁灭性的燃烧弹。一夜间，几乎所有的官方档案都化为灰烬。克伦佩雷尔和几个幸存的犹太人因此得以重新编造他们的身份。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他们丢掉发给犹太人佩戴的黄星。可是，后来，让这些把黄星当作死亡标志的人大惑不解的是，解放时，黄星居然成了荣誉勋章。但是，即使是在那时，克伦佩雷尔也切肤地感受到了被“解放”后那种喜忧参半的心情。纳粹的极端行为并没有改变他德国人的身份。当他徒步经过乡村时，征服者的高傲并未令他怎么欢欣鼓舞。
克伦佩雷尔回到位于后来由共产党领导的东德的家，在那里当了一名学者，直到他于1960年去世为止。到家后，他立即就遇到了一名红军军官，其态度比盖世太宝对他的态度好不了多少：“我感到糟糕透了，到目前为止，俄国人给我的印象不像是有什么个人自由和个人安全可言。”其余的就让历史去诉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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